在一个不知名的论坛里看到的，说的有部分很有些道理，当然也不能全部加以肯定。
破马克思──说经济学之一
有客说起她孩子的经济一科成绩不大好，听说我对此颇有「研究」，要我「指点」一二。研究岂敢，不过有兴趣是真。我以前对它也是敬而远之的，后来因为一位老师的启蒙，才引发对它的兴趣。那老师一开始就像以前的许多老师一样，大谈供求定律，不过以前的老师说得含糊，如堕雾中，那位老师随手在黑板上画了个图表，三言两语就讲得我们不停点头，我才觉得，咦，这也不是太艰深嘛。以后他继续说到甚么凯恩斯、马克思，仍是利用那供求曲线，左划右划，忽地指着一块涂黑了的三角道，呐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了。工人总共生产了这么多，商人却只付出这么多，这中间就是对工人的剥削。
其后在信报读了张五常与林行止的文章，得知德国佬马克思当年流落英国，正值工业革命，经济在转型，马氏穷愁潦倒，便痛恨起谋取暴利的资本家来，着书大力抨击之。不过这剩余价值已被张林两位破了，大胡子马克思只计算有形的资产，却分明漏了无形的，其实无形的才更有价值，如商人的智慧，凭他的头脑判断该生产甚么不生产甚么，生产多少，计算成本，卖甚么价钱，没有这些，工人即使如何努力，造出来的东西没有市场，也只等於一堆垃圾。商人将货品生产出来推出市场发售，可以赚大钱，但如果眼光不准，也会血本无归，随时破产；相对地，工人这方面的风险便小得多，顶多东家不打打西家，商人因此「榨取」多点回报，以补偿其风险，十分合理，说不上是剥削。
即使没有张林的破解，事实本身已证明老马的理论不行。世上的经济体系共分两大阵营：西方的资本主义，和前苏联及东欧诸国，再加上咱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。数十年下来，胜负已分，姓资国家的经济不断发展，愈来愈富贵，姓社的就一穷二白，最终改行资本主义，经济才见起色。目今只有咱们伟大祖国仍然口硬，没有明言放弃姓社（纵使已走资多时）。於是有顺口溜说，从前是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打救中国，现在是只有中国能打救社会主义了。
上完一个学期，那老师颇得意地对大家说，你们现在对经济学已挖得很深啦。过了许久我才懂得他没说谎，他轻描淡写，已将西方经济学最大的两大门派教给我们了。他那时好像刚自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回来，大概一时未找到适合的职位，便暂时屈就在我们那间学校。及后我才知道芝大原是美国经济学的重镇，有所谓芝加哥学派，不少名家都在那儿待过，如张五常与我（嘻，叨一叨教授的光）都甚佩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德曼（Milton Frieman张译作佛利民，但大陆和台湾都译成弗利德曼，我只好随大队），正是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。我本来已记不得那位老师，后来他不时上电视接受访问，才给我认出来。啊，原来是他，科技大学的雷鼎鸣教授。
在当今武林，以中文写经济散文的，有甚么巨侠张五常，顶侠熊秉元等，却偏偏漏了雷鼎鸣，大是不该。除了张教授、林行止，我觉得经济散文写得好看的，就数雷教授了。也许他写作不似其他侠之勤，才被人忽略了吧，然而他的大作《用经济学做眼睛》、《风眼中的经济学》等，跟张教授的《卖桔者言》等一系列着作，都是我的珍藏。我多回迁居，弃掉了不少书，这些书始终舍不得割弃。
供求定律──说经济学之二
经济学说千条万条，其实只归结於一条，就是供求定律。每件商品都有需求量，如果供不应求，商人为了赚钱，必定增加供应，或抬价。这么一来，你增加供应我又增加供应，你抬价我又抬价，没多久就供过於求，或人客嫌贵不再抢购，供应就会减少，价格又回落下来，最终达至供求平衡。所以政府不用多加干预，只须维持公平的竞争环境，不让个别商人垄断讯息，让每个行业都可以自由进出，即任何人都可以开业，自行决定货量及货价，经济就得兴旺起来。老马说商人剥削工人，但如果市场够开放，职位不会被一两间公司垄断，则一间公司可以对员工压价，另一间为求人才，也可以提价挖角，只要你是人才，就不用担心找不到合理薪金的工作。所以在市场导向的社会，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。孔子说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……」在专制社会做不到，在开放社会就大致做到了。
另外，物也得尽其所用。弗利德曼在其名着《选择的自由》里，说了个动人的铅笔故事。他说生产一枝铅笔，何其複杂，又要开採铅矿，又要砍伐树木，还有种种加工，然而商人为了图利，採矿的採矿，伐木的伐木，制造的制造，彼此自然自发地配合，制成的铅笔，既实用美观也价钱得宜。那些人住在不同地方，有着不同语言和宗教信仰，好些甚至可能是世仇，都不约而同，为生产铅笔而合作，这便是市场的力量，也正是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?史密斯说的「无形之手」的力量，它的威力比政府的有形之手大得多，也有效得多。
任由市场自由运作，只作监督，作球证，不下场扰乱秩序，这便是英国佬着名的「积极不干预政策」；我们的老子说无为而治，意思也差不多。无为当然不是没有作为，只是政府无为，让百姓有为，人人为自己奋斗，便天下大治。试想想，政府官员即使个个天纵其才，但他们有多少人，而市场上又有多少人，在香港这个小地方，「市场中人」，包括你和我，也有七百多万，政府的才俊们能安排得妥妥当当吗？他们少数人躲在办公室里的筹谋，真的胜过七百人每天在市场里精打细算？我想，发嫂嫂第一个不同意。她在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未出之前，已知道百佳好些货品悄悄抬了价，她会多走几步，买菜就会光顾百佳，买洗头水就到万宁。只要市场的讯息够开放，不用政府教路，消费者自会作出明智选择。
可是大陆佬是计画经济，不相信这一套，凡事都由政府包办。曾有个笑话，说某中央领导人来港参观交易所，看见报告板上股票的价钱每分每秒不停跳动，他老人家大为不悦，说为甚么不将它固定了，不是更容易运作吗？他们有所不知，股价跳动，正是市场不断交换讯息的结果，将它定於一尊，市场不是更容易运作，而是不必运作了，因为已没有市场可言。
大陆不少领导也一直认为，香港物价由市场定夺，无良商人便得抬价；大陆的物价由官定，就廉宜得多了，可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，也可证大陆同胞的生活更为幸福。但既然如此，为甚么大陆同胞仍冒死「以脚投票」，投奔他方？相信领导答不上来。他们的「社会主义优越性」论未免肤浅，也一早被张教授破了。货品的「价格」，除了看那售价，还须看其他因素，例如质量。货品如果官价太低，只好偷工减料，所谓「将货就价」，因此国产的质素永远较差，有何优越可言！如果真的「价廉物美」，那必定供不应求，结果要大排长龙，或走后门才买得到，无形中增加了「交易费用」。
一个罐头午餐肉，在香港好些百货店都有，不愁短缺，而且售价基本上差不多。发嫂嫂在东涌百佳买是十块钱，花花猪在观塘街市的发记士多买，可能贵一点，要十块钱零三角。不过这样的定价不会因人而异，发嫂嫂到观塘发记，或花花猪到东涌百佳，都是原来的售价，纵然是首富李超人大哥亲自出手，他到发记，也要花十块三角，才买到午餐肉。如果在大陆，在政府「关怀」之下，同一罐头午餐肉，好罢，贱售五块钱，不过打拍开来一看，肉质已变坏，生出异味，吃不下咽。假使质地不变，仍只卖五块，那李大妈或许要花两小时排大队才抢购得到，何大叔更惨，排了足足三小时，轮到他时，却说已卖光了。隔壁的小陈精灵些，知道他单位的王书记有不少存货，那天他去串门，给王书记送上一篮生果，说了多少恭维话，王书记才恩赐了他一大罐……
自由经济市场与计画经济市场，哪种制度的交易更简单更公平，更节省时间，代价更合理，历史的发展已给了答案。中国佬自命清高，只讲人情不问价格，表面上好像更有助於交易，其实是在设置障碍。人情是无价的，却也是不够客观、具体的。我今日心情好，或like你多些，我就卖个人情给你，可是第二天，我又不卖帐了，飘忽无定，纠缠不清。卖人情者虽云重人情不重金钱，然而人情不是白送的，也是有所求的，所求的不是明码实价的话，代价便可大可小，比如要你替他办些甚么艰钜的勾当。即使甚么回报都不要，至少也是要博取一个「够义气」、「好人」的名声，这等名声，有时比区区几文钱「值租」得多。他是「好人」嘛，别人对他疏於防范，他便趁机上下其手；别人察觉了，也会因为一向「好人」，对他格外宽容，他就得其所哉。世间多少恶行，都是在好人外衣的掩饰下干出来的。我办事宁愿少讲人情，只问价钱，货银两讫，互不拖欠，彼此都心安理得。不熟悉我的朋友，不明就里，以为我市侩，我但一笑置之。
请高抬贵手──说经济学之三
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国首相铁娘子戴卓尔夫人，於人民大会堂会见咱中国出名的硬汉邓小平同志，试探香港的前途问题，看看有没有可能将「主权换治权」，却碰得一鼻子灰；出到来的时候，心里还悻悻然的，一不小心，一下子失足，差点没在那长石阶上跌下来。自此便开展了中英双方为「香港前途」的谈判，纠缠了两年，香港还是逃不过被收回的命运。八四年九月，中英草签联合声明，决议於九七年七月一日「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」。很多香港人对极权的中共没有信心，纷纷移民他邦，便兴起了八十年代的移民潮。留下的，如我辈，就惶惶不可终日，恐怕现有的自由、法治、人权等等，不受保障。中英谈判之时，香港不少才俊之士络绎於途，上访找领导人反映意见。那时候国务院总理还是***，他听说大家的担忧，颇不以为然，问：「你们怕甚么？」他本意是想将这问题轻描淡写：你们的忧虑根本没理由，我们会比英国佬管治得更好嘛，有甚么好担心的？但他这么一说，我们更为惊慌，因为可见领导人真的不知道我们担心甚么，或对我们的忧虑没有足够重视。
中英於十二月十九在北京正式签署联合声明，这天我恰好於信报发表了小说〈远处浮着黑云〉，也诉说我的担忧。信报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，甚少小说这类软性文章，却「破例」刊出我的东西，大概认为它的内容，多少有点代表性。文中我批评了千家驹的言论。千家驹是中共的经济学家，德高望重，**之后流亡美国，说了好些真话，为人敬重。那时他还在「体制之内」，虽是中共的「诤友」，言论却仍是颇「喉舌」。他说，一个世界之内可容纳不同的政治、社会制度，如美国是资本主义，苏联是社会主义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并行不悖；为何一国不能两制？
千老大约忘记了，世界内不同国家的制度，是在不同的主权底下，当然各有绝对的主动权、控制权。香港没有独立的主权，只是一国之下的小小特区，真的可以高度自治而不听命於中央？千老是有意无意偷换概念，混淆是非。香港人一向习惯小政府大市民，只要在法制范围内，市民可以「为所欲为」，政府是从不干涉。可是中共素来爱「多管闲事」，一个女公民跟法国情郎结婚，也要邓老爷子亲自过问，才成得了事。那等习惯指手划脚的大人先生，香港回归之后，真的沉得住气？忍得一时也忍不得永远吧。自由经济制度最经受不起管束，一管就死，到时甚么五十年不变，都是空谈了。
张五常在八四年已对这一点有精闢论述。他说，领导人时常说要维持香港的安定繁荣，然而安定繁荣只是效果，要达至这效果，有另外的因素，如自由经济、法治等等；要保持后者，才能够有前者，后者是因，前者是果，而不是相反。领导人往往为了保有前者，不惜用行政手段干预，便适得其反。比如出口下降了，政府为了「安定」，是否要津贴工业出口？通货膨胀厉害，物价飞升，怎么办？是否管制物价？失业人数增加又如何，要不要大加福利？某些行业不合时宜，政府是否又补贴扶持？政府不是万能，左管右管，很可能顾此失彼，结果便是民不聊生。张教授最后的结论，不独一针见血，而且甚有先见之明。
最近中央照顾香港，开放大陆公民以个人身分来香港，作自由人的自由行。香港法治、自由等等的优势，他们来港只得三数天，未必能深入了解，不过也有好些地方让他们有深刻体会。例如他们发觉，香港的公众假期，原来是有法例明文规定的。政府每年年底公布明年有甚么假期，到时大家只须按章办事就行。不似大陆，忽地来个黄金周或甚么周，为了配合政策，各个地方的部门便自行调配假期，时常弄得市民无所适从。即使在这样的小事上，管与不管之间，效果也大不一样。
建华之乱──说经济学之四
回归之后的一个千古奇蹟是，阿爷说到做到，没有手多多，插手香港事务，真的让我们「高度自治」；反而是自治的政府，不知是秉承还是揣摸上意，却频频伸出有形之手，打乱市场运作。
新财爷唐公子走马上任，别人问他现在香港的经济千疮百孔，财赤又巨，有何良策改善时，他却答得甚妙，说事情须分先后缓急，不可能一下子将所有问题解决，目前最要紧的，是将局面搞活……接着话风一转，牵扯起老董来，说董先生雄才大略，像房地产、教育、医疗等等，他都有改革宏图，我没有他的本事，只能慢慢地来。这番话也不知是褒是贬？
「建华之乱」，正乱在瞎指挥。英国佬有千般不是，它至少尊重市场运作。七十年代的财爷夏鼎基，本身也是经济学家，「积极不干预政策」正是他的傑作，就非常有智慧；他历年来的财政预算案，不独是上佳的政策指引，也是上乘的经济学教材。在他的不干预政策下，香港的市场得以大力发展，才有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。弗利德曼主张自由经济，可是他研究过许多国家的经济制度，没有一个令他满意，即使是美国，他也嫌政府干预太多，只有香港，才真正实践也实证了他的理论，实现了他的理想。
香港的经济成绩，跟那等老生常谈如甚么香港人勤劳、祖国照顾等，其实关系不大，如果这样就可以令经济蓬勃，为甚么大陆的经济却蓬勃不起来？同样是中国人，为甚么大陆的工人永远懒散，香港的就特别勤奋？当中制度的影响至大，是制度将后者的积极性发挥出来。老董好大喜功，一上场就想将英国佬的种种建设，尤其是制度上的，通通推倒重来。要推行一套制度，例如平抑房地产的价格，并非只考虑房地产这个行业就够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须各方面配合才成。像在新加坡，政府颇成功地压抑房地产的价格，但假如没有行之多年的中央公积金计画，让政府有充裕资金去补助业主，市民要「安居乐业」也不容易。老董未经深入研究，只知阿爷欣赏新国这样的「开明专制」，便强行推出「八万五」政策，规定房子的供应每年不少於八万五千个。这条数不知如何计出来，纵然有根有据，只是市场的供求瞬息万变，今日八万五的供应也许是对的，明天就大错特错了，政府能追得上形势吗？
假使楼宇真的供不应求，楼价推高了已反映这现实，会愈来愈多人付不起价钱，减少置业，楼价自然回落，或发展商也会增加供应，到时市场又会回复平衡。如果由市场自行调节，物业价格回落会较有秩序，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供求去支持楼市。八万五一出，一下子由供不应求，变成供过於求，那平衡刹那间打破了。所谓供求，不一定是事实，而只是众人的「心理预期」，它许多时比实际情况影响更大。人心趋向一旦形成，要改变便十分困难。当人人以为将来的楼宇供不应求，楼价会持续上升，他们便会继续买楼。所以楼价上升时，买楼的人反而多。相反，假若人人觉得明天会供过於求，楼价肯定回落，则不必急於一时买楼。人人不愿再掏腰包，物价就一如预期般回落了。通货膨胀，是物价持续上升；通缩则是相反。通缩的时候，人们的购买力增强了，以前一块钱只买到半块面包，现在已买到两块，大家反而不愿多花钱，因为预期明天这一块钱可以买到三块面包，就不妨等一等。老董的八万五将楼市泡沫刺穿，便造成上述的心理效果；愈通缩，愈没有人买东西，便又再通缩，恶性循环。
当初亚洲金融风暴，市民的老本在股市汇市中泡了汤，这是国际炒家的厉害，不关政府的事，但政府不让市民休养生息，却「适时」地推出八万五，是雪上加霜，楼市应声崩溃，大家就万劫不复。经济衰退的罪魁未必是政府，不过帮凶肯定是它。七一时候，不少新兴族群负资产一族上街，矛头直指老董。发嫂嫂的伙计倒颇同情董伯伯，说负资产者当日买楼是自己决定的，房子掉了价不该怪责他。发嫂嫂一时语塞，气得不得了，以后打电话回去查问生意，开场白和谢幕词都大呼打倒老董，使她与伙计的关系颇为紧张。我才知道，原来「低下层」是这种心态，认为「有钱佬」已拥有太多，不该再多所诉求。我便叫发嫂嫂耐心跟伙计解释，将以上的八万五→楼市崩溃→经济衰退的因果告之；八万五不独让业主受害，伙计今日要屈居於发嫂嫂的小店子，前途堪虞，也是受害者呢。伙计听罢才释然，两「主仆」和好如初。
楼市崩溃后，政府依然口硬，说八万五没有错，坚持不变。过了多年，才发觉形势大大不妙，有一天老董接受访问，忽地说，啊，这八万五嘛，早已不存在了，乜冇话你知咩，间接宣布取消八万五，可是楼价已跌了60%。这一方面表明老董不懂经济，不知「心理预期」为何物；另方面身为单位领导人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做事要有承担，他这等说法非常不负责任。自八万五一出，已形成日后他施政的「典范」，即凡事都是草率而为，出了事之后，却又草草收场。老董呀老董，所谓「草包」者，舍汝其谁？
现在政府又说要托市，於是有了「孙九招」，市场毫无反应，又要再来第十招。搞来搞去，大家让政府弄得眼花瞭乱，买楼已不是纯粹看价格看供应，还要考虑政府因素；政府却是五时花六时变，一时要压，一时要托，不知何去何从。如今风传政府要出第十招，便有市民表示本来想买楼的，也缓一缓，看看有没有优惠政策出来再算。市场上千百个行业，政府只扶持其中一个，却忽视别的，是否公道？这些道理，董生永远不明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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